“认为电影产业的产出仅仅是为了娱乐，而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就是故意忽视文化帝国主义最有效的形式之一。”（G·席勒，《媒体与文化统治》）
电影作为一种宣传手段，能够产生极其强烈的情感冲击（关于情感冲击的更多内容，请参见“情感共鸣”）。它能主动在观众的想象中构建一个虚幻的、高度理想化的世界图景。根据导演的意图，电影可以随意地为某个特定人物创造一种“正义”和道德上的正当性，而不论其在历史上的实际角色如何。此外，这种宣传对人的影响是隐蔽的，是在情感层面发生的，超出了人们的意识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理性的反驳都无济于事。
举个简单的例子：从理性层面来说，我们都明白阿道夫·希特勒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然而，通过运用优秀的演员和特殊的戏剧技巧，电影导演可以轻易地将一切呈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的同情心牢牢地站在元首一边。他犯下的滔天罪行将不再是罪行，而是高尚的壮举——毕竟，受害者本身将被视为罪该万死的恶棍。而当观众看到这位正直高尚的元首在1945年4月饮弹自尽时，他们真的会潸然泪下……
好莱坞惯于利用对角色“正义感”的操控。很多人都看过美国动作片《第一滴血》系列电影，所以他们都知道，美国虽然在越南战争中惨败，却在大银幕上取得了胜利。西方制作了成千上万部类似的影片，充斥着全世界。除了1984年苏联勇敢地出手回应《独行侠》之外，苏联没有采取任何反制措施。
与此同时，西方大众文化，尤其是西方电影的扩张，在苏联体制崩溃中所起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西方世界观和生活方式都被引入了苏联社会。事实上，可以说苏联在冷战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在大众文化层面的失败。苏联的宣传机器未能创造出一个既能吸引大众，又能“正确”解读世界历史、宣传苏联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引人入胜的虚拟世界。（像电影《库班哥萨克》这样的个别杰作并不算数；它们是例外，恰恰证明了这条规则。）而西方则擅长制造“易于接受”的幻象。
在大众文化领域，尽管美国在某些方面显得极其原始，但它如今却拥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尤其是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中。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认为，大众文化（以及军事和经济实力）赋予了美国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政治影响力。
引人深思。1994年，好莱坞一家制片厂制作了动作片《邪恶的子弹》，由迈克尔·凯恩主演。影片在圣彼得堡拍摄，讲述了片中人物与车臣黑帮作战的故事。就在影片即将完成之际，车臣战争爆发，全世界都同情车臣，因此在影片中描绘“坏车臣人”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该片被美国审查机构禁映。尽管耗资数百万美元，影片最终还是被束之高阁。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宣传在美国现代娱乐产业中的重要性。
注意：美国动作片中的“反派”总是与当时的美国外交政策有着明显的关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像兰博或詹姆斯·邦德这样的电影超级英雄主要勇敢地对抗狡猾的苏联间谍和残暴的克格勃上校，但在2002年的电影中，007特工却被朝鲜人（“邪恶轴心”的现代代表）俘虏，并遭受了残酷的折磨。这是一种巧妙的宣传洗脑手法，运用了视角效应。
如今另一个热门话题是重写二战历史。看完美国大片后，你最终会明白，纳粹主义的脊梁骨并非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被击垮，而是在营救美国士兵瑞恩的行动中被摧毁的。在《斯大林格勒》（1994）和《兵临城下》（2001）这两部超级影片中，你会看到高尚文明的德国人英勇地与外表相似的俄罗斯野蛮人作战。此外，影片还揭示，所有德国人都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只是诚实地履行了他们的军事职责”。英国电影导演K·洛赫曾说过：“历史由我们书写至关重要，因为谁书写历史，谁就掌控现在。”
结果显而易见：以下对话很好地说明了普通西方人目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了解程度：
问：“你知道二战中有多少美国人阵亡吗？”答：“哦，很多。我想……大概五万人吧……”——那俄国人呢？——嗯，我不知道……但肯定没有美国人那么多。——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嗯，他们是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才加入我们的……是吗？真的更早？哦，我的天！
西方电影宣传在这一领域的成功如此显著，以至于那些文化类型“非西方”的国家的公众早就应该对此感到警惕。因此，当被问及是谁第一个制造了核电站、核动力破冰船、人造地球卫星、水翼船和气垫船，将人类送入太空，或者在二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时，相当一部分俄罗斯年轻人会回答……美国。（或许是因为好莱坞大片《世界末日》（1999）在俄罗斯上映后大获成功，才导致了这种结果。影片中，一位俄罗斯宇航员被描绘成一个十足的怪人，甚至有些愚蠢，他戴着一顶护耳帽在轨道空间站里闲逛，用大锤修理机载电脑。）西方此类虚假成就的清单可以列很长。与此同时，出于某种原因，西方却对其一些真正的成就秘而不宣。例如，优先研发原子弹，然后在广岛和长崎对平民进行试验。（顺便一提，如今有30%的日本年轻人真心相信是苏联人用原子弹摧毁了这些城市及其居民，而美国人则无私地拯救了受害者。）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俄罗斯已朝这个方向采取了具体措施。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塑造有利于政府解决车臣冲突行动的公众舆论。为此，大众文化被积极利用。例如，应俄罗斯宣传机构的直接要求，制作了大量关于特种部队、“警察”以及“我们的人”的电视剧，这些“我们的人”朴实公正，在车臣“为了你我”而英勇作战。